nee 这些举措，为民营资本找到了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投资通道。
二来，企业放贷收益肯定大于外汇存款收益。开放式国债期货上市交易重新开闸等。
允许民资单方面增持村镇银行发起股本。以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美国1970年代末率先尝试，从银行贷款起步，到企业应收账款、消费信贷、汽车信贷、信用卡账款，再到住房贷款相继实现证券化，并由单一证券化再衍生为重复证券化，直到2008年因次级房贷证券泡沫破灭引爆全球金融危机。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各银行放给企业等客户的贷款资产总量超过70万亿元。金融十条所指的增量不是开动印钞机印钞票，而是通过金融开放，把现有市场内各类沉淀资金、地下资金、民间借贷资金等数量惊人的存量资金，尽量纳入到规范可控的公开流通市场中来。来源:东方早报 进入专题： 金融十条 。
经济走势持续偏弱，银行钱荒阴影尚存，金融改革如何力挺实体经济、扶持新兴产业，货币政策又该如何体现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经济走势持续偏弱，银行钱荒阴影尚存，金融改革如何力挺实体经济、扶持新兴产业，货币政策又该如何体现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围绕上述社会焦虑，国务院上周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金融十条），给出了原则性回答。继而会形成走活一子而满盘皆活的局面。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基数扩大了之后，都不能永远维持两位数的增长，所以中国能不能、应不应该再用政策工具把增速推到两位数以上？或者换句话，你想推能不能推起来？日本是1973年告别了两位数增长，韩国是1998年，中国现在到了类似于日本的1973年和韩国的1998年。
央行的工具有三种，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和准备金。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的话，你可以看到，6月20日流动性比较紧张，但是6月21日就回来了。但仔细研究一下，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美国跟中国比，美国的M2对GDP的比率确实比中国低，但美国M3对GDP的比率高达300%。其实财税改革有了第一步就应该有第二步，不能光说分税制有缺陷，是财税改革第二步来得太晚。
当然我们为了避免重复征税，也进行了改革，就是增值税。财产税是基于这个意义上开始征的，而个人财产最大的就是房产，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一定要开征。
《经济导报》：房产税属地方税种，那么，未来财税改革，要不要征收房地产税呢？曹远征：地方税包括房产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因为每到季末流动性就会偏低，到6月份就会尤其偏低，因为这时候银行要冲业绩、还有半年考核、理财产品到期，企业要分红派息，还要交税等等。所以，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就特别重要，也特别值得期待。广东发得高是因为你广东地方政府有钱，青海、贵州地方政府没钱。
先说不必要：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大，就拼命搞经济活动。所得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有重复征税，但是有一个很大困难就是征收非常困难。只不过我们过去不适应这个事儿，过去因为没有这个市场利率，这个利率市场化即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地方没钱，面对的事多，于是就想税外找钱，包括卖地，所谓土地财政。
国债可以短期化，期限更短的就变成一个流动工具，当我没钱的时候我就把国债卖掉钱就回来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可持续了，这也意味着财政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了。
再说做不到：中国税收体制不支持地方财政收入。《经济导报》：现在回过头来看，如何看待这次钱荒呢？曹远征：如果从事后评价来说，我觉得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已大幅提高，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需要高度警惕。
什么叫财政？一半财一半政，就是事权一定要跟财权相匹配。即使在存贷款这个市场上，也只管正规银行的利率，然后像小贷、信托，还有委托理财贷款等等的利率，都不管。尽管从外部看这次有点像金融危机的那种紧张，但实际上钱荒应定义为钱慌。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利率市场化大大提高。货币政策与宏观的总需求和波动有关，金融稳定性与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责任相关。因此，中国需要发展国债市场。
它是产生钱荒的一个根源，也是后来说要盘活存量避免金融风险的理由。这是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新变化。
那么利率市场化以后对银行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金融脱媒。但日本和韩国那时候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70%，而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只有52%。
其实真正的原因已经看出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加上各地投资，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9%左右。中国城镇化率如此之低，本不应出现经济的减速，但由于制度供应没有跟上经济发展，改革不到位，红利自然难出。
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预算，叫地方基金预算，作为补充，也有人把这称之为税外经济。比如信托，地方融资平台，它们都嫁接到银行上。房产税不能从调控房价这个角度来理解，房地产征税最重要的原因是财产，是对财产征税。但相对增速下降，就业却没出什么问题。
一半财一半政，这不光是一个财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政的问题。作为理论工作者，我参与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还有楼继伟，当时我们就知道，这只是半拉子体制，同样决策要走出这一步的人也知道这场改革还需要走第二步。
用电量少，用煤就少，铁路运量也随之下降，何况铁路还遭遇公路等其它方式的竞争，不再是一车皮难求了。从专业的角度，我看不能把它解释成管理当局的故意，当然从过程来看，也确实有提醒风险的意思，但不是故意的。
看刚刚过去的钱荒，为我们上演了一段金融惊险大片：当今M2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钱荒？难道真的是货币空转，债务危机要来了？正巧7月5日，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应邀赴台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前，在广州的天河中信大厦，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年金融风险加大，从一季度起加强了金融监管，比如8号文、20号文的出台等等。
其实从5月份开始大家就知道6月份会变紧，在惯常的情况下人们认为一旦变紧央行就会补充，但央行补充的工具又很有限，于是基本上指望能够降准备金率。比如，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背离。我们说流动性紧张的出现，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宏观因素，因为经济下行，特别是出口不太好，外汇占款少了，就意味着流动性会偏低。银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流动性管理，过去流动性的获得是靠存款来的。
中央财政占一般预算性收入的70～80%，但地方支出要超过一般经济预算收入的70～80%，反过来了。结果会后传出来的信息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但在1994年，我们还没有条件做这个事，当时中央政府没钱，处于财政困难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流动性本来正常的一个问题变成了特殊问题，就跟上面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
还有就是妇女参与率在下降，经历过一个生育高峰以后年轻女性都开始生孩子了，她一看雇个保姆的钱跟我的工资都差不了多少，宁可回家我也不雇保姆了，所以参与率在下降。为什么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却比日本、韩国同期低将近20%？中国城镇化如此之低，理论上不应出现经济增速的减速。
